本系列观点因与主流观点存异而无法出版，只能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请读者自行考究及转发并尊重原创。“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知识追寻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终点。——卡尔·马克思”

前言

本文将对旧石器时代末期农业起源及古典、现代医学的历史局限性加以讨论。以下农业起源的观点整理自《农业起源和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中国岩画所见的天象时令与农业起源相互关系研究》、《世界农业起源地的地理基础与中国的贡献》、《中国农业起源概述》、《农业起源的考古人口学研究》、《从现代人出现到农业起源》、《新石器早期农业起源与居住遗址研究》、《新石器早期农业起源与居住遗址研究（续）》、《粮食生产因何发生——农业起源动因研究述评》并结合系统分类学理论论证。

农业起源

以中国地区为例，智人农业发生的驱动力存在内因和外因，即环境和人口因素（《粮食生产因何发生——农业起源动因研究述评》）。在大冰河期全球寒冷干旱的大环境下，史前智人逐渐向气候温暖的地区迁徙，并在1万年前初步掌握了采集和利用植物的能力。在旧石器时代末期（1万年前）人口膨胀，以猛犸象和披毛犀为代表的巨兽因人类狩猎相继灭绝以至传统肉食来源受限，再结合大冰河期演变为温暖间冰期导致环境变暖的情况，使部分史前智人停下迁徙的脚步，逐渐以定居型农业畜牧代替采集和狩猎型游牧社会，并于5000年前结束了长达200余万年以火为基、以石器为牙、以矛为爪，以高脂动物肪、适当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作为肉食性食腐智人主要营养方式。

中国地区考古表明，距今8000年前（《新石器早期农业起源与居住遗址研究（续）》）便已经出现了农业作物，成为中国地区史前智人的部分营养来源。

上山遗址（10000-9000年前）、跨湖桥遗址、兴隆洼文化（8000年前）、赵宝沟文化（7200-6400年）、红山文化（6500-5000年）、小河沿文化（5000-4000年前）和夏家店下层文化（4000-3600年）。

上山遗址出土2粒碳化稻米。兴隆洼遗址出土碳化黍粒和粟粒共计1400余粒，其中黍占绝大多数。哈民忙哈遗址（红山文化）考古浮选出土了80万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其中99.9%是大籽蒿，其他植物种子合计仅710粒，其中包括黍615粒、粟20粒和大麻3粒。从考古数据表明，生活在一万年前史前智人在采集狩猎的同时尝试耕种作物，并于8000年前形成农业雏形，在5000年前使农作物成为中国地区史前智人的重要营养来源。

虽然5000年是看似漫长的历史时期，但在智人发生及其长达260万年的演化史上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正如我们此前提及的，生物食性的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尤其食谷这种食性无论对植食性或肉食性的中大型哺乳动物来说都是颠覆性的食性演化。如此颠覆性的演化需要长达百万年甚至数百万年的突变积累才能完成解剖学结构和生理学水平从肉食向食谷演化的转变，从本质上改变智人是肉食性食腐动物的客观现实。而百万年后的类人动物的解剖学结构将会发生本质改变，就导致那时的类人动物也不再是我们今天的智人了，而是一个新种。

当智人凭借农业技术定居后，便形成小型村落，发展手工业，进而形成以点带面的中大型城镇，于草原游牧智人分离开来分别形成了独立而短暂的数千余年演化过程。在此期间，农业定居的安逸使人口再次增长，人口的增长使社会熵不断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变多，这迫使农业智人衍生出法律、并以农业税收为基础的经济架构来维护早期智人农业社会的稳定。同时，人口增长和定居聚集性也导致瘟疫蔓延，在数千年与致病因素协同演化下增强了免疫抗性。而游牧智人长期保持了游牧和肉食特性，因定期随畜牧、野生动物迁徙导致人口增长缓慢，虽减少了疫情的发生但在人口数量、免疫系统和古代科技等方面均落后于农业智人，这也使得农业智人在对抗游牧智人入侵的早期阶段一直处于优势。

从这点可以看出，中国在2019年新冠肆虐初期暂避锋芒，而在2022年末疫情缓和节点处放开的防疫政策是多么正确。只有接受自然选择才是保证当下经济全球化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否则我们在百年后可能和数千年前的游牧智人一样处于免疫被动。

奴隶及封建时代的智人因发现谷物便于税收和贮藏的特性，大力推行农业相关的技术生产，便于贵族对底层劳动人民的管理。早在奴隶社会及先秦封建时代，以食肉为礼，于是便有“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的说法。可见贵族对肉食的重视，而庶人在生产力不足和贵族的剥削压迫下只能吃糠咽菜。正因当时的税收是从农作物而来，那么封建社会时期用于剥削劳动人民的最佳方式便是从饮食结构入手。底层劳动人民因社会制度而无法从饮食中获取优质的蛋白质和动物脂肪，因此在营养不佳的情况下反抗统治阶级的力度将大大降低。在武装到牙齿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军事力量下，劳苦大众只能成为案板上待宰的羔羊。

古典及现代医学的历史局限性

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尽收天下之兵，更在战斗力上削弱了劳动人民。而先秦律法对于肉食的规定，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影响了中国大地对于肉食的看法长达两千余年，直至今天。不仅如此，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素问》正是在庶民只许食糠咽菜的先秦政治环境下所创作的医学经典，并受社会因素影响写下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先秦时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科学具有中立性，我们不可否认中医典籍的历史功绩，但也要意识到封建统治阶级利用《黄帝内经》剥削底层劳动人民的饮食策略从本质上影响了中国人两千余年的饮食结构，《黄帝内经》也被继承到21世纪成为中医理论的底层核心。中医做为华夏大地地古代医学，是古代百姓的健康指南，但它起源于巫医及奴隶时代、封建时代的特征，也决定了中医必将遭受当时历史政治的影响，成为了封建时代政治野心家鱼肉百姓的统治工具。

现代医学奠基人哈维所编撰的《关于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研究》发表于1628年，是现代医学发生的标志。而那时已经是全球农业化的时代，默认了以谷物为主要营养方式的高碳水饮食是正确的，因此现代医学及其衍生学科营养学也必将受到错误饮食观念的影响，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因此，现代医学和现代营养学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异食结构基础上的理论，它不符合260万年来智人起源和演化的历史规律，无论使用任何科学方法加以完善，也无法改变其偏离正道而在迷途上渐行渐远的客观现实。

后记

起初，分类学家提出“杂食动物”这个词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方便描述。这个对肉食动物模棱两可的定位却在后来被当作帽子扣在智人自己的身上，被西方用作发展社会的重要工具，并逐渐被全球科学界所认可。由于我们的系统分类学理论少为人知，智人为满足其伪社会形态（相对于昆虫的真社会）癌症式高速发展的需要借此找到了开脱的借口，用以迷惑大众、隐藏智人是肉食性食腐动物的真相，以保证现代社会高碳水饮食结构的稳定发展，为推行暴利性、方便税收和方便贮藏的高淀粉产品提供了便利，同时导致了智人医学、营养学向着迷途直线式高速发展。

小结

1、智人是具有长达260万年肉食性食腐演化史的灵长类动物，其生物学食性（高动物脂肪、适当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不会因短暂的5000余年的高碳水饮食演化压力而发生本质改变，而要以百万年甚至数百万年记。

2、中医理论起源于奴隶及封建会社，是先秦时代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受秦法影响而具有历史局限性。

3、现代医学及营养学起源于全球农业化之后，受错误的高碳水饮食观念影响，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异食结构基础上的理论，它不符合260万年来智人起源和演化的历史规律，无论使用任何科学方法加以完善，也无法改变其偏离正道而在迷途上渐行渐远的客观现实。

4、“智人是杂食动物”是西方社会为满足其伪社会形态（相对于昆虫的真社会）癌症式高速发展的需要用于开脱的借口，用以迷惑大众、隐藏智人是肉食性食腐动物的真相，以保证现代社会高碳水饮食结构的稳定发展，为推行暴利性、方便贮藏的高淀粉产品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