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

文/闫慧 安家宁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2018年，庆阳市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41.60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了533.29公斤

甘肃省庆阳市是中国传统的古老农业地域之一，农作物种植可远溯到6000年以前。据在马莲河、蒲河流域河谷地带发掘的百余处仰韶文化遗址表明，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已广泛定居原始人类部落。先民们在渔猎、驯豢畜禽的同时,培育了原始农业。他们以磨制的石斧砍倒丛林荆棘,用石铲垦荒下种，用石刀收获禾穗,用石磨去皮磨粉,用陶罐煮食禾谷和畜禽,开始了刀耕火种式的农耕活动。

有史记载的农耕史，始于距今3700年前。周先祖不窑率族人，奔戎狄之间，拓流历经三代。承周先祖遗风，区内谷、麦、粟、菽、桑、麻、果等作物早就广为种植。从多处出土的周代文物中，有石、木、铜制农具器皿，说明当时生产的农业生产已形成规模。

历史悠久的周祖农耕文化对庆阳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块世界上面积最大、土层最厚、保存最完整的黄土塬面上，盛产小麦、玉米、油料、荞麦、小米、燕麦、黄豆等农作物，其特色小杂粮更是久负盛名，享有“陇东粮仓”的美誉。

庆阳是甘肃省唯一的革命老区，在严酷的革命战争年代，为保障抗日将士和边区政府的粮草及物资供给，庆阳人民勤俭节食，争交救国公粮公草，积极参加战勤服务。仅在1941年至1946年间，陇东分区就总计交出救国公粮21.4万石，年均3.6万石，使庆阳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物资供给基地，不负“陇东粮仓”的盛名。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庆阳市历届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各项政策方针，不断总结发展经验，按照重建“陇东粮仓”的发展思路，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改革，不断加大农业生产投入，粮食生产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严重短缺，发展到了今天的粮谷满仓，丰衣足食。

2018年，庆阳市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41.60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了533.29公斤，总产量是1949年粮食总产量的4.8倍，也是自2008年以来，连续11年保持在100万吨以上。全市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人民群众的生活实现了从吃得饱到吃得健康，从解决温饱到迈向小康的光辉变迁。

提高粮食产能，解决老区人民的“吃饭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庆阳市粮食生产的改革发展历程，无不与农业农村和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粮食生产的发展历程，全面反映了庆阳市改革与发展的进程；粮食生产取得的成就，就是农业农村改革成果的体现。

改革开放之前，庆阳市粮食生产在曲折探索和发展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庆阳市组织实施了减租减息和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土地归农民，耕者有其田。

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庆阳市创办了两万多个互助组，63%的农户结成新型的互助关系。从1949年至1956年底，在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全市办起了2745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起到促进作用，社会经济得到全面发展。

1955年，庆阳市引进了首批4台大中型拖拉机，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设备拥有量零的突破。

1956年，庆阳市GDP达到13601.49万元，农业总产值达到10607.29万元，粮食播种面积达到656.58万亩，粮食产量达到40.80万吨，大牲畜年末存栏达到41.15万头，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从1957年至1977年，受大跃进、反右倾斗争、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自然条件的限制，庆阳市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未能持续发展，人民的温饱没能得到彻底解决。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在农村开始了以解放思想、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开放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揭开了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序幕。原庆阳县庆城镇的五里坡村王家塬畔农民王魁，率先承包了60多亩山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成为甘肃省第一个包山大户。

到1983年，庆阳市有99.3%的生产大队打破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逐步从封闭、僵化的体制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农村生产力得到巨大释放。

当时，广大农民流传着这样的一句顺口溜：“大包干，户包产，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随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全面确立，农村改革步入了全面探索市场化的阶段。从1985年至1991年，庆阳市按照中央改革精神，重点进行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将农产品统购统销改为合同订购与市场收购的“双轨制”，除少数农产品外，其他农产品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调节供求。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粮食销价，使粮食基本上购销同价。鼓励并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发展农产品市场，使绝大部分农产品由市场调节代替计划调节。

1992年初，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农村改革进入了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1994年和1996年国家两次粮食提价82%，加强了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加快发展步伐，全面开启农业转型升级之路

进入2000年以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迈入新的阶段，农业结构单一、农民负担过重等农村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这一阶段农村改革的任务主要是改革农村税费，构建惠农政策新框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庆阳市全面推行以“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特产税，免除农业税，结束了长达2200多年的农民交纳田赋的历史，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农村生产力又一次得到解放和发展。

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配套政策措施，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新一轮农村改革在全国推开。庆阳市在稳定完善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配套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落实粮食、农机具直补等政策。农民种粮积极性普遍高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由高速发展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一号文件多次聚焦“三农”问题，改革主要集中在推进现代农业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庆阳市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进一步得到发展。

庆阳市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围绕抓关键补短板，不断深化农业农村综合改革。聚集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力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优化产品产业结构，全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等实质性改革内容。

稳定粮食生产的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与改革力度继续加大，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将撒胡椒面式补贴方式改革为谁种地谁领补的精准补贴模式。

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农村土地政策，延长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开展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健全土地合理有序流转机制，建立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庆阳市建成8个县（区）土地流转服务中心、120个乡（镇）土地流转服务站、1261个村土地流转服务点。

鼓励和发展种植大户等规模经营模式，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探索出提高农民和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有效形式。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保持和完善，大大激发了新形势下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确保了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农业经济不断呈现出新的活力和良好发展势头，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逐步加快。

这一时期，农业新优特品种大量引进，农业高新生产技术大面积推广，使得粮食生产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从1955年引进4台的大中型拖拉机，到改革开放之初“百万亩旱原冬小麦丰产技术示范”项目，再到近年来加快推进全膜双垄沟播、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治等旱作农业技术，以及粮油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等一系列举措，大大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和效益，增加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

据统计，2018年，庆阳市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329.11万亩，测土配方施肥706.6万亩，农机机械总动力达到了162.65万千瓦。庆阳市年均引进抗耐旱优质农作物新品种和新技术多达几十项。

稳定粮食面积，夯实农业发展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庆阳市粮食播种面积总体呈现“先增后降”的平缓抛物线形态，起始点1949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为602.38万亩，结束点2018年的粮食播种面积则为584.61万亩，两者仅相差17.77万亩。

1949—2018年庆阳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折线图

1949—2018年庆阳市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折线图

从数据分布来看，粮食播种面积最高点出现在1966年，达到715.75万亩，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庆阳市粮食播种面积唯一一次达到700万亩以上。次高点出现在1971年和2000年，分别为694.5万亩和690.88万亩。

庆阳市粮食播面始终保持在500万亩到700万亩之间，70年间的平均播种面积为618.20万亩，其中有47年播面在600万亩以上，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为全市粮食生产的跨越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土地保障。播面最大值主要集中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而中间的七十和八十年代则是播面处于低值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快速赶超并连续多年保持在600万亩以上。伴随着农业种植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全市农业经济逐步向科学化和可持续化发展，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呈稳定增加态势。

为解决温饱问题，庆阳市粮食面积曾在上世纪出现被动增加的局面。2000年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粮食面积与建设用地的供求矛盾突出，庆阳市在断探索中逐步形成了稳定全面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以“稳定面积、优化结构、主攻单产、稳定总产”的粮食安全战略，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水”为着力点，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现有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

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的实施，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和梯田建设，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分区域开展退化耕地综合治理，大规模改造中低产田，提升耕地质量，将粮食产能落实到田头地块，从根本上保障了优质耕地的供给，确保了粮食安全的基础不动摇。

如今，在庆阳市的粮食三大类中，谷物以小麦和玉米比重最大，豆类以大豆比重最大，薯类以马铃薯比重最大。对比以上四类作物播种面积的70年变化规律，可以看出小麦长期“雄霸天下”，其他三类作物的比重则低出许多，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改变。

农业种植结构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历程中也在不断调整优化，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以粮为纲”，到后来的“粮、经”比例调整，再到目前的“稳粮、优经、扩饲”，农业种植结构向着市场化、合理化方向发展，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求，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供给体系正在形成。

特别是近年来，庆阳市农业结构调整按照国家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相关部署，以市场为导向，着力构建适应市场需求、种养加结合、粮经饲协调、生产生态协同的现代种植业结构。围绕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积极培育草畜、果品、苗林、瓜菜四大主导产业，有力促进了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以粮油为基础，瓜菜、草畜、苹果、杂粮等其他经济作物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基本形成。

实现跨越增长，迈步奔向美好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庆阳市粮食亩产实现了大跨越，为重建“陇东粮仓”，彻底解决全市人民温饱问题，促进全市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49—2018年庆阳市历年粮食作物亩产柱形图

1949—2018年庆阳市粮食总产量折线图

与1949年相比，2018年庆阳市粮食亩产242.3公斤，增长3.97倍，70年间年均增长2.3%。其中，小麦亩产204.1公斤，比1949年增长3.33倍，年均增长2.1%；玉米亩产296.3公斤，增长4.29倍，年均增长2.4%；马铃薯亩产237.0公斤，增长1.09倍，年均增长1.1%；大豆亩产127.6公斤，增长1.50倍，年均增长1.3%。

庆阳市粮食亩产的增加呈“先缓后急”之势，增长速度逐步加快。从1949年开始，粮食亩产稳定突破50公斤用了17年，从50公斤提升到100公斤以上用了9年，从100公斤稳定突破到150公斤以上用了27年，从150公斤稳定突破到200公斤以上用了10年，增加速度总体呈两头较为平稳，中间波动较大的特点。

从粮食作物亩产变化特点可以看出，作为典型的西北旱作农业区，庆阳的粮食生产长期以来都是“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则农业丰收，遇到干旱则农业减产歉收，丰年和灾年的亩产水平相差较大。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农业基础条件十分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较低，粮食生产只能一味苦干甚至蛮干，依靠不断增加粮食播种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庆阳市粮食亩产水平始终在60公斤左右徘徊，根本无法解决全市人民的温饱问题。

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速度逐步加快，旱作农业新技术、新配方逐步引入，有效地提高了粮食亩产水平。在面积变化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亩产的增长对总产贡献更大。 得益于粮食播种面积的稳定和亩产水平的逐步提高，庆阳市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增强，粮食产量实现跨越性增长，彻底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

1949年，庆阳市粮食总产量仅有29.36万吨。与1949年相比，2018年庆阳市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41.60万吨，增加3.82倍，70年间年均增长2.3%。

庆阳市粮食总产量的长期增长规律与亩产类似，增速呈先缓后快的态势。庆阳市粮食总产量在1956年突破40万吨，达到了40.80万吨；在1974年突破60万吨，达到了70.40万吨；在1975年突破80万吨，达到了84.92万吨；在1998年突破100万吨，达到了101.27万吨；在2012年直接突破140万吨大关，达到了143.45万吨，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记录。

粮食生产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目前，庆阳市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在500公斤以上。在温饱问题彻底解决，人们迈步奔向小康的美好新时代，很多农民已放弃了攒粮的老传统，放开手脚发展经济作物和高收益粮食作物，农民收入加速提高，生活水平持续改善。

这些数字所呈现的不仅仅是“陇东粮仓”70年来的沧桑巨变，也反映出庆阳老区几辈人为解决吃饭问题所经历的磨难和曲折进程。

来源 甘肃学习平台

作者单位：陇东报社 国家统计局庆阳调查队

责任编辑：丁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