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业出版与传播的社会学调查1950-2003》（简称《日本农业出版》）一书追问的是：为什么自二战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农业人口大幅减少，而农业领域相关的出版物却不断增加？这一出版数据走向，尤其是在同时期中国农业出版数据的参照之下显得更加反常。据《中国出版年鉴》，我统计了1988~2019年间中国农业出版图书占所有出版图书的比例：1988年2.87%，2000年2.40%，2019年0.99%，总体呈下降趋势。据《日本农业出版》统计，日本农业新版图书比重呈上升趋势，如1988年是1.39%，2000年是1.59%。以上数据对比，愈发加重了我们的疑问：为何在城市化的同一时代大背景下，两者趋势恰恰相反？这一疑问也是该书的主题。

《日本农业出版与传播的社会学调查1950-2003》丁一平著/中华书局2021年5月版/68.00元

当一个问题跳脱出原有行业或者产业的藩篱，而成为一个关涉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时，那么其必然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农业出版问题正属于此类范畴。农业出版尽管只是专业出版的分支，但它却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关乎国家社会稳定基础，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更关乎国家制度建设和文化走向。在中国，农业出版不仅归属于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它更应当归属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强则国强，乡村兴则中华民族兴。丁一平在国家和出版业均进入战略调整期的当下提出农业出版问题，并以日本农业出版为研究对象，这一提问本身已经具有思想价值。

《日本农业出版》中含大量数据图表。在作者眼里，数据不仅仅是事实，还是一种研究方法。除绪论和总结外，全书分为4章，每章无不建立在大量图表之上。如第2章含表15个、图7张；第3章含表15个、图14张；第4章表7个、图5张；第5章含表9个。全书图表和插图占1/3，毫不夸张地说，大量统计数字构成了该书的骨架。作者所得出的结论，无一不是从数据所构成的信息中得来的。这些结论由此而变得可信任、可信服和可信赖。

此外，作者通过实地考察、访谈、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他用全书1/4的篇幅和两个主体整章，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日本农业出版进行了覆盖式的专题研究。书中的田野调查指向两个层面。一是作者实地到日本山形县庄内地区进行问卷调查、采访农家，这种方法主要体现于第5章，以庄内区域连续30年订购《现代农业》杂志的农家为调研对象。“考察农家对农业出版的反应，以及农业出版在农家的生产生活中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另一层面是，作者对家之光协会的《农村和读书——全国农村读书调查》进行分析，以考察农家读者的阅读、订阅动向为研究主题。可以说，该书以社会学调查方法研究出版学问题，为出版学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典型范例。

为了解答疑问，作者将研究重心放在个案研究上。换句话说，个案分析也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工具。作者用了全书近1/3的笔墨，对日本农业出版机构“农山渔村文化协会”（简称“农文协”）进行了详尽解剖。作者从这一协会的发展历程、出版物视点变化、出版物数量和内容变化、出版物产品的多样化、与中国的业务交流等诸方面，揭示日本农业出版的新闻性、事业性和商业性，以及出版机构如何在农业社会变化中发挥作用，以此来具体解答日本农业出版比重为何逆势增长。这种研究方法让我们一步步地走近问题的答案。可以说，这是一种出版学中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出版学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与基础学科所不同，它更偏重从实践中得来的理论以指导实践。出版理论源于出版实践，但又反过来指导出版实践。换句话说，出版学和出版业、出版研究和出版活动是一个舞台上的两个角色，须臾不可分离。我们将《日本农业出版》一书放在这样一个思考框架内，就更凸显其学术价值。作者在该书最后得出的学术结论和观点，已转化为专业的出版理论，可以有效地指导我们当前的农业出版活动。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专业出版理论研究之旅。

在《日本农业出版》总结章中，作者指出日本农业出版之所以逆势增长，核心因素在于出版业界和农家读者群体始终保持着密切而有效的联系、沟通和互动。出版业界始终站在时代和技术、政策和社会的前沿，不断推出诸如杂志、图书、音视频、电子图书等多样化产品，并以真诚、平等的视角与农家读者对话、互动、听取心声，不断改变出版视角，开展“食农教育”，伸张农家主张，提供时政新闻，引导农家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农家则在社会和技术巨变的大环境下，不断通过相关出版物和新闻报道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阅读质量，不断调整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将自己的生活需求、技术需求、文化需求、心理需求和价值需求、反馈给农业出版业界和媒体。农家群体的觉悟和信赖是维系农业出版的最根本因素。出版媒体和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推动日本农业出版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这一结论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农业出版，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当一本研究论著为一个专业的学术研究提供问题导向、方法论启示和结果应用时，无疑就成为一本具有向导性的著作。《日本农业出版》当属此列。基于这一点，我更愿意将该书放在出版学研究的框架内去思考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也期待更多读者能产生对该书的共鸣和对作者的由衷敬佩。

文章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本文作者耿相新：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委员、董事、总编辑，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